牢籠詩人李必豐

選自《子彈鴉片》/ 廖亦武

採 訪 緣 起

有關李必豐,在紀實作品《我的證詞》裡,我曾費過不少筆墨。記得1993年的某個夏夜,監獄院子裏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電影,眾犯看得津津有味,我和李必豐卻退避人群,仰望星星,討論在宇宙當中,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問題。李必豐突然說,他創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詩,探問我有沒有“指教”的興趣?我倒抽一口涼氣,急忙搖頭。

在我們那批六四難友中,李必豐的文學才華很醒目,所涉文體包括詩歌、小說、劇本、哲學、政論、呼籲書等等,但我從未把他的作品讀完過。因為他的思維和雙腿一樣,走得太快,有時還是跳躍的,令人費解。例如“二進宮”才幾天,在審訊的間隙,他就坐在黑牢裏思考:“蚊子是誰發明的兵器呢?”

真有點古希臘哲學家的味兒。

李必豐真正打動我的,是以下這首監獄詩:

“冬季過早地來臨/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/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養/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/凍得漸漸斑白/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/冬季來了/我們都愛冬眠/心臟累了/血液累了/我們在雪底下冬眠。”

這首詩讓我回到1980年代,讀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青春時光。葉詩寫到俄羅斯的冬季,陰鬱的晴空,用了“打補丁的碎花布”或“骯髒的包頭帕”等比喻 ;接著我想起二十六歲就臥軌自殺的海子;還想起過去的自己——一個曾經文思泉湧的詩人,如今卻一行詩也寫不出來。

於是,2005年5月18日,我專程從雲南趕回成都,在金沙遺址附近重逢了剛刑滿釋放的如今的詩人。

  正 

老威:一眨眼,你的七年刑期又滿了!

李必豐:六四都十六年了,老廖,你算我們這批難友中最幸運的。

老威:你指沒有“二進宮”?

李必豐:不錯。當年在四川三監獄,你和佘萬寶是上下鋪,都判四年,沒料到幾年後,佘萬寶又因中國民主黨的案子栽進去,再判十二年;關滿十年的蒲勇,出來三年就死掉;許萬平已經三進三出,累計刑期十幾年,這次又栽了。他本來只有半條命,重慶警方又那麼黑,估計得判個十年以上,最後只有報銷在獄中;而我,六四十六周年,就坐了十二年牢,人都快整瘋了。

老威:聽說你在裏面寫了兩百多萬字?

李必豐:被搜去大半,還剩幾十萬字。

老威:我手裏還保存著你多年前的詩歌和日記。你狗日的命賤,越遭災,想像力越豐富。古希臘有個哲學家,名字忘了,被關押五十年,寫了一本青史留名的《太陽城札記》;更厲害的一位,也是哲學家,名字也忘了,被絞死的頭天夜里,完成了《哲學的慰籍》……

李必豐:所以……

老威:所以,即使大限將至,也不可絕望。

李必豐:可我既不是哲學家,也不是民運家,咋辦?

老威:咋辦?書歸正傳。你是怎樣捲入六四的?

李必豐:話說1989年學潮,從北京席捲到成都,又從成都席捲到綿陽。5月份,綿陽的大學和中專師生上街遊行,我們看了,心潮澎湃,就親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學校,企圖建立聯絡,卻被糾察隊攔在校門外,罵我們是“社會閒雜”,圖謀不軌。氣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:“龜兒子懂個屌!”我急忙勸住,耐心向對方解釋:“人人都有權愛國嘛,我們可以組織市民聲援。”

第二天,我們弄了些“聲援學生”的標語、橫幅,動員一些市民參加遊行。5月21號,太陽熱辣辣的,卻有兩三百個學生娃娃在市政府門口靜坐。圍觀者不少,竟沒人給汗流浹背的愛國者遞一杯水。於是我的腦子一熱,就站上一輛三輪車,開始演講,號召大家給學生送水、捐款。那天我口若懸河,一講幾個鐘頭,嗓子嘶啞了也顧不上喝水。於是路人紛紛解囊,學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,士氣大增。而我卻因公開煽動,惹火上身,公安局揚言:“要抓稅務局的眼鏡!”

幾個月後,演講內容我自己早忘了,可警察記得,並且還作為“罪證”上了《起訴書》。大意是:“我不是學生,也不是工人,而是李鵬所說的‘社會閒雜’,一小撮中的一小撮,而這一小撮,就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。”

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,《起訴書》裡還摘引我刊登在民刊《尋夢園》上的詩句:“天太黑/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見。”檢察官簡直是個文盲,竟質問我“天太黑”是啥意思?我答:“天黑就是天黑,沒任何意思。”他拍桌大怒:“你狡辯,明明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一團漆黑。”我說:“我的眼睛高度近視,看見黑就寫黑囉……”

後來,經過綿陽《劍南文學》主編謝宗年的“專家鑒定”,“天太黑”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動詩,構成鐵證。

老威:你當場落網了?

李必豐:我屢次聞風而逃,徑直去成都投奔革命。在人民南路廣場,我們糾集幾百人,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會成立,我高票當選為主席。

老威:有什麼組織活動呢?

李必豐:與北京大學南下演講團接觸;去西郊的四川工業學院,動員學生參加5月30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;還企圖組織敢死隊聲援北京。憑著詩人直覺,我發表《末日演講》,叫囂“民主的六月將變成黑色的六月”,激起部分高校學生的反感,跑派出所告密,誣衊我是“臺灣派遣特務”……

老威:如何能預感末日呢?

李必豐:5月28號深夜,我睡在毛澤東塑像腳下,竟夢見六個公安,手持警棍,兇神惡煞地喝問我:“幹啥的?”把我猛然嚇醒;卻不料六月四號淩晨,夢境重現了——同一座毛澤東塑像腳下,我似醒非醒,瞇縫著眼睛。在黎明的微熹中,我先見兩輛救護車,若干醫護人員,後見幾輛警車,哇哧哇哧沖到觀禮台前。有聲音大叫:清場開始!廣場的幾十個人統統被帶走。嘿嘿,居然還是六個公安,沿臺階上來,用警棍連連戳我,喝問:“幹啥的?”我驚出一身冷汗,不得不坐起來回答:“記者。”隨即出示搞來的《記者證》。公安翻來覆去查看,終於揚揚下巴。“回家呆著吧”。

老威:你靠做夢來感應末日嗎?

李必豐:也許是巧合,也許是必然。總之,我漏網後,立即奔四川大學,找地下高自聯報信,於是大批學生又去廣場聲援。我親自蹬一輛三輪,充作宣傳車,直驅廣場。車上除了印刷品、喇叭,還有川大二年級的一位女播音員。學生與警察對峙時,宣傳車就插在中間,女播音員舉著喇叭,騎我肩頭上向敵陣喊話。可突然,一片綠森森的鋼盔和盾牌沖過來,嘭嘭幾聲炸響,催淚瓦斯就拖著尾巴上天,然後如瀰漫的巨傘,籠罩而下。大伙兒頓時淚眼模糊,跌跌撞撞,我也摔下車來,待眼前迷霧散開,宣傳車和播音員都失蹤了。當時謠言紛紛,傳播音員死掉,時隔多年才證實,她沒死,而被俘虜。

我們胡亂回敬些汽水瓶子,隨即抱頭鼠竄,連鞋子都跑掉了。悲憤難抑,我們接著跑工廠,動員工人上街,絕望而歸;再轉回廣場右側,巧遇綿陽朋友楊偉,還沒來得及打招呼,噗的一顆催淚彈,竟擊中我的屁股。我哇哇大吼,平地一蹦三丈高,眼睛針紮一般疼。楊偉立馬拽住我瞎跑,遠遠近近,全是警棍打人的悶響,慘叫此起彼伏,估計好幾百顆腦袋都被揍扁了。

人民商場烈火熊熊,我們逃到那兒,見許多警察集結,有救火車,但沒去救火,而是追打扔石塊的行人。有個女娃在二樓窗裏喊:“不准打學生!”一個警察就聞聲把催淚瓶拋進去,噗的一聲,只見一股腥紅色的煙直噴出來。

四處狼煙,我們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學。高自聯的人卻警告我:馬上逃,部隊已佔領科技大學,轉眼就進入這兒!他們提供了三輪車和一頂草帽,我又落荒而逃,回到街頭,撞見六四這天最感人的一幕:六個居民老太太,跪在東風路街心,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隊伍別去廣場:“全部都是兵,你們莫去送死!”

4號和5號,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蕩,部隊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在進行拉鋸戰,許多人受傷,鮮血迸濺,我親眼見成都五醫院裏躺著不少傷員,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中。

據說人民商場大火燃了一夜,直到5號下午,我又轉回來,還見殘垣斷壁在冒煙。有個人從灰燼中撿了瓶高橙飲料,卻被圍觀群眾痛打一頓,責駡他“發國難財”。

不少人說,人民商場大火是警察開槍引發的。他們紅了眼,就抵著人體摳扳機,激起眾怒。大夥兒把街邊欄杆的水泥樁子撬起,去封派出所的門,阻擋裏頭的警車沖出來。

老威:成都市民挺厲害。

李必豐:6月6號,成都淪為一座冒煙的兵營。大勢已去,我們七、八條落水狗就結伴逃往雲南,其中有工人、學生和記者。我躲在昆明一個同學家裏,喘息未定,又遇上6月8日全國聯网大搜捕。於是從上海、北京、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,重新結夥竄向西雙版納,到了景洪,再次遭遇搜捕,大部分人被抓。我也落網,在景洪縣看守所關了一宿。我堅稱自己是記者,在邊境一帶體驗生活,寫民俗報導,才蒙混過關。釋放後,我重新聯絡了幾個倖存的逃亡者,在緬寺雇了個和尚充嚮導,開始偷渡。

邊防較混亂,我們蒙混過關時,還照了集體像。跟著進入原始森林,不久和尚嚮導失蹤了。我從小腿快,加之逃命心切,所以在林子裏猛竄了一會兒,就與其他同夥失去聯絡。我“哎哎”叫喚了幾十聲,也不見回應,於是牙關一咬,透過枝葉判斷方向,自以為是地朝南走。我起碼奔了三天三夜,人都累虛脫了……

老威:這段歷險,我在牢裡就聽你講過。

李必豐:印象太深刻了。原來想像密林內埋伏無數毒蛇、猛獸,還買把砍刀隨身帶,後來嫌重,就丟了。出密林時我躺在地上,稍遠處,隱隱有緬地村莊在陽光下閃爍。我一下子淚如泉湧,就順著山坡朝下溜,直到屁股接觸到一片旱地蘆葦,才站起。我撥著一人多高的蘆葦,嘩啦啦地往前,走了幾百米,突然出現了岔路口。

直覺告訴我,向右拐是正確的,而我卻鬼使神差地直走。腦袋嗡嗡響,“向右拐!向右拐!“的聲音老在迴旋,可我還是不回頭——這個意識無法支配雙腿的情景,我曾經夢見過多次。直到樹葉越來越密,邁不動腳。有一樹枝還斜扎入鏡片,啪地刺中眼皮。我一痛一驚,方猛然刹步。隱隱約約,我的耳邊響起人聲,聽不懂,待我聽懂“不准動”三個字時,已被包圍了。

估計有七、八個人端槍指著我,“舉起手!”又是三個字。我下意識地剛把雙手舉過肩頭,驀然看見一大團紅光沖著我——那是烏黑槍嘴上閃耀的太陽!汪地一聲,我雙膝一軟,靈魂駭出竅了,褲襠也尿濕了一大塊。

待靈魂回竅,我已被兩個人架著,雙腿拖地進了一村莊。你猜怎麼著?俘虜我的居然是四川老鄉,1970年代偷渡去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重慶知青!當時,人民軍正在中國的支撐下,與政府軍打遊擊戰,所以雖是故鄉人,他們還得遣送我。

怎樣哀求都沒用,這些,我對你講過,你還寫進你的書裏了——他們通過中緬百姓雜居的村子,把我五花大綁,交給邊防武警。鬆綁後,八個武警列隊,叉開腿,命令我從八個肉胯通道鑽過去。我不幹,武警班長一起腿,我被踢飛起來,至少幾米開外,才一個狗吃屎跌下來。襠內一陣劇痛——自此,落下了疝氣這病根,夏天乘涼,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。

我差點沒被打死。而後,哨所雇了輛拖拉機,把我雙手捆牢,連一根長繩,在後面拖拉著跑。臉已變形了,衣服成了刷把,他們就這樣把“奴隸”帶回景洪,關在看守所。審問我:“燒了多少軍車?殺了多少解放軍?搶沒搶東西?”我否認,他們嘲笑我:“哪你為什麼越境逃跑?”

我還是那句話:我是記者,來邊境體驗生活,寫民俗報導,不慎迷路越境。他們搜出了我的《記者證》,竟意外地釋放了我。

兜裏揣著一元錢釋放費,我露宿景洪街頭,走投無路,卻不敢貿然去聯絡任何人。緬寺更不敢接近,因為和尚嚮導一旦暴露,問題更嚴重。我只好走回頭路,過了瀾滄江大橋,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,再爬了一個長坡,順坡一下,又耗了一天,到了普洱。這期間花一元錢買東西充饑,敲老百姓的門討水喝,卻沒臉討吃的。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樹,我爬不來樹,偷不來東西,拋石頭砸,累癱了,芒果也不落下。芭蕉澀口,咽幾口就頭暈目眩,有中毒的感覺,所以不敢多吃。攏普洱,半步也挪不動了,就晃著《記者證》,死皮賴臉攔了一輛車,許願到昆明再加倍補車費。

如此到了昆明,找到我的同學,他二話不說,就下了一洗臉盆麵條,我嗖嗖地吞下,才揉著肚皮,有了說話的氣力:“報國無門,逃亡無路,只有回家。”同學當即給了我幾十元錢,讓我住店一宿,再乘火車。可沒料到,當夜10點鐘,我剛出門,沒走遠,迎面就來了十幾個便衣。

“李必豐?”

我點頭。

“你被捕了。”

跟著我被關進昆明西山派出所。

老威:真夠離奇,你被抓抓放放幾次?

李必豐:景洪看守所進了兩次;昆明看守所關了七天,又放了,讓我自己回四川投案。最後,在綿陽老家栽徹底。審訊時,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,與誰誰接觸,全記錄在案。太懸了,幸好這根無用的長線沒釣著大魚。

我的昆明同學受牽連,關了幾天,教育釋放;1998年我再度東窗事發,又去找他,剛從他家出來沒幾分鐘,又被釘上。我二進宮後,他被命令天天去國安局報到,工作也開除了。

老威:你兜一大圈兒,耗多少時間?

李必豐:我七月幾號被抓,腦殼也差點耍沒了。當時,成都東城公安局連夜提訊,追問人民商場被焚的細節,我嚇出一頭冷汗,曉得一旦定性為縱火犯,就死硬了。於是,提供了一連串證人名字。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較多,有書面證明,商場起火時我不在場——這準是老爸的亡靈在保佑。

在收審所關了兩個多月,轉綿陽市看守所。本來警方想以“成都市青年自治會”為由頭,做成反革命集團案,無奈證據不足。於是就以“宣傳煽動”治罪,我判五年,唐先全三年,楊偉勞教三年,劉家夢、劉應德另案處理。

老威:你在看守所關了多久?

李必豐:加上收審,總共一年多。

老威:裏面的狀況如何?

李必豐:你在牢裡一直堅持寫作,我也是。受你的影響,我也描述了這段經歷。有一次,我托跑巷道的毛賊向外頭寄信,卻被告密,我被整慘了。

老威:我也在看守所挨過整,慣常的刑具是土銬、繩子和電警棍。他們怎麼整你的?

李必豐:拳打腳踢,還把其他犯人提出來暴打,供我欣賞;使電棍烙舌頭,一股青煙,一個跟鬥;還端來一盆水,令我站進去,以電棍戳水,觸電的波紋一翻,人就痙攣,向後一個倒栽鐘。反復幾次,就鼻青臉腫了。

老威:看來,各地獄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。

李必豐:我在小說裏,用大量篇幅記錄了一個叫王X的變態女警察,她喜歡提英俊犯人出去,舉行專場演唱會;還喜歡提著電棍巡視監房,只要發現門底有洗澡水淌出,就躡手躡腳拉開鐵門,大吼:“狗日的,你不要臉,老娘也不要臉!”舉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。入地無門,犯人越慘叫她越狠毒,兩眼冒紅光,還不由自主地哼哼。還有,每隔一兩個月,她要領醫生來檢查性病,有病就一腳踢回來,沒病就提取精液,不知派啥用場。

老威:怎麼提取法?叫大夥兒打手蟲?

李必豐:自己當眾弄不出來,醫生就掐敏感部位。總有辦法嘛。

老威:繼續講。

李必豐:1991年夏天,雨水密,涪江暴漲。有個晚上,正迷迷糊糊,卻夢見有蛇在舔我的腳板心,本能地一縮,卻濺起一片水花。我驚叫一聲跳起來,原來洪水已淹上床鋪。眾犯關在水裏,逃跑無門,就一齊呐喊:“開燈!開燈!”可平時通宵通明的燈卻沒了,大夥兒漆黑一團地攪著水,沒人敢挪半步,因為一跌下鋪板,就陷入滅頂之災。

放風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,我們墊起腳,避免洪水進嘴巴。此時聽見門響,一個警察游泳進號,指揮大家手牽手轉移。一直折騰到天亮,我們脫險了,水還沒退。

我們被轉押至收容遣送站,一間號房約十五平方米,卻塞了七十多人,肉貼肉。雨過天晴,盛夏的毒日頭一出,號內熱毒蒸騰,許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魚一般開閉著,太可怕了。

下午,看守所的水抽空了,我們又轉回原地,滿號的稀泥漿子,沒法弄,人都變成賴蛤蟆了——將就著活下去吧!

不久,高院的裁定下來,維持原判,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監獄勞改。

插    記

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一監獄“改造”一年多,由於會寫詩,得到一位愛詩的女警察的賞識,被分派賣小百貨,日子好過起來。他還結識了民運戰友楊偉。他說“楊偉當時不滿二十歲,做倉庫保管員,卻出其不意地往監獄生產的羊皮手套內塞紙團,提醒這是勞改產品,希望顧客不要購買。結果,一批價值二百萬的貨從香港市場被退回。獄方輕而易舉就查出內奸,於是惱羞成怒,倒吊楊偉幾天幾夜”。

1992年10月,李必豐、楊偉等人被轉往位於川東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。不久,我也從重慶郊區的省二監轉了去。於是,六四的難友圈急劇擴大,從四川各地陸續轉來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羈押在二大隊。

二大隊一樓一底十幾個囚室,加上籃球場大的院壩,卻裝了二百餘犯人。我曾在這兒遭遇過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不同時期的反革命犯——會道門、土匪、封建迷信、土皇帝、潛伏特務等等,形形色色,這為日後完成《我的證詞》及《中國底層訪談錄》積累了較豐富的原始材料。

因歷史原因,六四犯與其他犯常有齟齬,但至少我在的時候,大環境還比較寬鬆。獄方響應鄧小平南巡講話,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”,變著法子賺犯人的錢。我與李必豐成了伙食搭檔,日日享用高價“大肥肉燉蘿蔔”,把臉蛋營養得紅撲撲的。

我導演的一張政治犯集體照後來成為搶手貨,刊登在好幾個海外雜誌上——兩排六個人,一律著囚服,大背手,面目深沉,如林彪當校長的抗大學員——我沒料到此事引發了獄中地震,1994年初夏,我開釋幾個月之後,李必豐說:“獄方突然襲擊,將六四這夥人集中控制,然後從身體到鋪位,探雷一般仔細搜查,把我們所有的照片、家信、文稿都收繳。此後,照像被禁止,我們被化整為零,分散在各大隊的刑事犯中間實行嚴管,一舉一動都不自由了。”

我深感歉意,李必豐卻搖頭:“誰也沒埋怨你。因為露露臉,也算給外頭一種提醒,總比付出了代價卻無響無臭強嘛。”

然而,1994年7月4日,美國國慶節,李必豐,一個普通政治犯卻無響無臭地刑滿釋放了。像成千上萬同種類型的政治犯一樣,他被警車專程押送回老家,移交給當地派出所,接受法律規定的“剝權期管制”——如此種種,海內外至今不見任何報導。

李必豐:出獄後,我不斷被警察騷擾,生活全亂套了。家裏人埋怨我,為證明我的確賊心已死,我就結婚,搬到我老婆的單位宿舍,很小一間屋,身子也轉不開,煮飯就在樓道上。也許我天生面相不好,眼珠子賊溜溜吧,即使見著警察只點頭,不說話,人家仍疑慮重重。我被派出所呼來喚去,就產生了逆反心理,都啥時代了,還搞階級鬥爭,還監視“四類分子”嗎?於是又四處走動。

老威:你還到我家,用《易經》替我算命。

李必豐:你除了寫字,就對算命感興趣。

老威:占卦是為了心裏有數,不至於像你,無頭蒼蠅瞎撞。

李必豐:我的腿雖然野,但沒瞎撞。1995年夏天,當我聽說綿陽的民運人物余XX從深圳逃跑,就動心了。當時,我的兒子出生不到一百天,窮困潦倒,加上被“關照”,我絕望之極。就與老婆商量,去搏一搏。她同意了。我立即動身去深圳,攏中英街,像個蹩腳的遊客,邊走邊東張西望。叫武警發現了,命令我過去,查《身份證》。我強作笑臉,可腿肚子已抽筋了。不足三分鐘,武警就讓我進哨所;他打了個電話,不足三分鐘,又讓我上中隊;跟著,我被關進沙頭角派出所。此時,綿陽警方已在羅浮區公安局等候,我連資本主義的地皮都沒踩著,就又回來了。

老威:你有管道嗎?這麼瞎闖?難怪有人封你為“民運圈裏的行為藝術家”。

李必豐:圈內朋友讓我直接去,有人在沙頭角橋頭接應。我手裏拿了張報紙,作為接應暗號,可我轉來轉去也不見同志。卻迎頭碰見我的高中老師,我愣了一下,就招呼:“王老師,你咋在這兒?”

事隔多年才曉得,便衣特務是一路旅遊,跟蹤我去越境。幸好身上沒帶任何嫌疑物品。這次我只以“偷越國境罪”拘留十五天,出來後,政府再次重申,外出必須事先彙報。

為了讓他們放心,我就去一個朋友公司打工,做過幾天部門負責人。這期間,國內民運比較活躍,北京上書請願頻繁,劉賢斌等人也在成都公開活動,經常在四川大學參與講座。重慶的王明也來串聯,要搞《公民宣言》,可沒露幾次面,大家在西南民族學院的窩子就叫警察端了。我算倒楣,受人邀約去歇腳,剛躺下,警察就敲門。這次抓了好幾個,我和王明都進了鐵籠子,審了個通宵。天一亮,我們被弄出戶外拍照。我心裏咯噔一下:“糟了,拍照意味著驗明正身,要勞動教養!”

老威:你沒把柄吧?

李必豐:當時我兜裏揣著《致香港同胞書》,談97回歸的騙局。我曾瞅空子把這罪證丟出窗外,不料又叫警察給撿了回來。你曾在《證詞》裏說:“這年頭,寫作就是製造罪證。”我一次次臨陣毀滅罪證,都不成功。

我再次被押回綿陽,關幾天就釋放了;而王明被勞教三年,他第一次坐牢五年,才自由了兩年,又二進宮。

這次變故使我失去工作,就只得邀約朋友去成都北門大橋開“泉水魚”。本來生意還過得去,可一幫餓飯的民運朋友天天來,有的乾脆以“出謀劃策”為名,住在飯館裏——這一攪,警察就找麻煩。我記得關門大吉那天,你和老汪來白吃,顧客點了魚,我也不賣,因為最後一條魚要孝敬落難朋友。

老威:在我的印象中,你是來無蹤,去無影。

李必豐:我們這類人都沒安全感,做夢都在逃。

老威:你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家?

李必豐:幾乎都沒在家,如果我在家稍久,老婆孩子反而不習慣。

老威:真他媽不是人。

李必豐:不是人,是民主的困獸。

老威:終於又進籠子了。

李必豐:文學創作的同時,我也搞些民生調查。綿陽地區的老國營企業處境維艱。綿陽絲廠頻臨倒閉,可廠長不是東西,居然抱著職工們的住房集資款去成都炒股票,結果虧了,血本無歸。這一下激起眾怒。鬧事那天,有人在廠內黑板上公佈消息:“馮市長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吃飯問題。”可工人們耐心盼到上午十點多,連市長影兒都沒有!於是群情激憤,四千多人吼叫著湧出廠門,將門外的川陝公路紮斷了。跟著,事態擴大,綿陽絹紡廠等幾家國企職工也呼著口號,前來聲援。一萬多人頂著毒日頭靜坐路中,交通堵塞達幾個小時。當然,獨裁國家解決社會衝突的手段是暴力,警察出動,抓了二百多人。綿陽電視臺還宣布在高新區實行宵禁。

這起事件被捅到國外,引起西方關注,可當局仍然抵賴。1997年7月16日,《綿陽日報》登載了市公安局長任XX答記者問,為“騷亂”定性。我讀罷義憤填膺,就連夜給國際勞工組織寫《呼籲書》,要求為“騷亂”平反。我將文章傳真給紐約的“中國人權”,很快,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就下來了。

老威:後來呢?

李必豐:二百多人全部釋放。警方氣得發瘋,就來抓我。

老威:你在外頭逃竄了大半年吧?

李必豐:先在重慶難友家躲了幾天,楊偉來了,帶我到廣州,準備偷渡。可“人權觀察”的XX又在電話裏改口,稱目前香港吃緊,去不了。無奈折回,再去雲南中緬邊境晃一圈,XX再傳話,偷渡得自己想法,在泰國清邁才有人接應。他媽的,就這麼耗。

老威: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賣力,否則你早落網了。

李必豐:也許吧。

老威:為啥不跑遠點?

李必豐:總有莫名的牽掛吧。1998年3月8日,天麻麻黑,我潛回家,剛入稅務局大門就被人發現,可我還是硬著頭皮上三樓,閃進門。老婆猛吃一驚:“你回來幹啥子?”我吱吱唔唔,轉身要出門,可娃娃卻突然抱我的腿,哭出聲來:“我要爸爸!”

真是肝腸寸斷,因為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話!但沒辦法,我只能狠心扳開他的手,紅著眼圈出走。從進門到出門不足十分鐘,但我下樓時眼皮劇跳,趕緊出街喊了輛三輪,上公路又換了計程車,沒講價,就叫往成都方向開。

幾十米開外就是收費站,十幾個武警荷槍實彈候著。計程車還沒進站,兩輛警車就夾過來。我剛探頭,就被拽出來,手銬喀嚓一響,我被捕了。

老威:又是人贓俱獲?

李必豐:對,我落網十餘次,每次都人贓俱獲。接著,在城郊的208招待所過夜,再轉到江油市看守所。由於是個案,我自然“供認不諱”。但這次,當局沒有以政治定罪,而是四處網羅污點證人,以“經濟詐騙罪”判了我七年。類似於“劉水嫖娼案”和“許萬平白粉案”。

老威:判刑後送哪兒?

李必豐:老地方。

老威:省三監獄?

李必豐:對,關了幾個月。1998年1月17日,轉到川西的雅安監獄,兩地相距近千公里。我被拖垮了,尿血,手指頭也滴血,臉色跟死人差不多。有一天,我吃完飯剛起身,就突然昏厥。我住院幾個月,擔心活不出去了。老婆也在這個時候提出離婚,為了孩子,就依她吧。

捱到2003年,我在監區碰到一熟人,擺了十分鐘龍門陣,卻被人打小報告。於是第二天大早,我被轉到二十裡外的名山監獄。

老威:裏面的情況如何?

李必豐:犯人的狀態與三監大同小異,生產機器配件,勞動強度大,很慘。而我大部分時間都病著,臨出獄,才通過營養和鍛煉恢復了一點。我創作了幾百萬字的詩歌、小說、戲劇,但大部分被搜走,我想通過回憶重寫一遍。

老威:我有體會,重寫難度非常大。

李必豐:逃跑,坐牢;坐牢,逃跑,轉來轉去,我就這個命。我不斷在寫“命”,可“命”到底是什麼東西?目前,我娃娃九歲多,正需要錢,需要安穩的父愛,可我一無所有。

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險公司:“你不是有宣傳煽動的特長嗎?那就用在正道上,去挨家挨戶推銷人壽保險吧!”

老威:我出獄時,公安局還替找鋪面,讓我去賣服裝呢。

李必豐:兩三個月過去,我一份保險也沒弄出去。四十多歲了,還白端家裏的碗,臉皮厚啊。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寫,爭取在海外發表和出書。

老威:你寫時評嗎?

李必豐:寫不出來,也不感興趣。

老威:我熟悉你的詩歌和小說,要靠它們糊口比較困難。你在詩中罵上帝是:“天上的老地主”,一心只想“用太陽的金幣收買人類”,誰懂?

李必豐:你懂。

老威:可我,給不出稿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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